犯錯的人真的有第二次機會嗎？我們能撕下對他貼上的標籤嗎？

噬罪者，誰是罪者？

法律的懲罰結束了，社會的私刑卻才正開始。

十多年的刑期即將結束，王翔看著窗外，在盼望中倒數出獄的日子，與親人重逢的期待夾雜著恐懼。他的感受是多數受刑人的縮影，當王翔對茫然的未來恐慌，重讀家人的書信，紙張上泛黃的文字讓他感到安定，那是一種距離產生的美感，但對自己出獄後的景象，他腦海中一片空白。

返家的心理距離

鐵門一扇扇的開啟，解開了手銬和腳鐐，自由似乎近在眼前，但王翔的表情卻越來越凝重。十多年過去，他不知道自己用更生人的身分回到社會，需要經歷多少磨難？在回家的路上，王翔的心跳越來越快，曾經最熟悉的歸屬，如今卻變得陌生。刑期結束了，但過去犯過的錯，仍像無法抹去的刺青，深沉地烙在他心上。

犯錯的人真的有第二次機會嗎？

王翔一路上低著頭，習慣了牢獄中的陰暗，讓他顯得畏光，不敢直視路人的眼神，街訪鄰居的小聲聊天，他卻覺得自己是被討論的話題。於是，他決定找工作讓自己重新振作。烈日當空，王翔的襯衫早被汗水浸透，一個月過去，他越來越焦躁，面試的工作全數被拒絕，家人的關心讓他羞愧，過去的學經歷，因為前科全部成為了廢紙。

法律的懲罰結束了，社會的私刑卻才正開始。

我們習慣貼上標籤，卻忘了撕下來

聖雄甘地以格言：「Hate the sin, love the sinner.」期許世人能夠：「憎鄙罪行，親愛罪人。」然而，我們的大腦存在著認知偏誤(cognitive bias)，偏見與歧視其實是大腦以捷徑運作的結果，避免我們額外花費心思判別善惡是非。

因此，當我們對某人貼上了標籤，大腦將自動判定敵友關係，放大檢視他的行為特徵，影響了我們的觀察與判決能力。於是，我們難免會把內心負面厭惡的感受，投射在他人身上，憑自己的好惡來評論或定罪。

王翔在求職過程的不順利，在職場中屢次被懷疑，就是便捷思考的結果。古言：「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草繩。」刻板印象保護了我們免於受傷害。然而，若因為內在的恐懼，便為人冠上汙名，不僅扼殺了一個人重新生活的贖罪機會，更將人逼上梁山，讓更生人只能回頭「重操舊業」，以非法工作謀生。

汙名，從小開始

1939年心理學家克拉克夫婦，以娃娃實驗「Clark Doll Experiment」揭露了驚人的影響，實驗找來了多位黑皮膚及白皮膚孩子，孩子面前擺上了白娃娃和黑娃娃，研究者問孩子哪個是好娃娃時？無論膚色，孩子大多指出白娃娃是好娃娃，又問誰是壞娃娃？孩子多指黑娃娃為壞娃娃。最後研究者再問：「那麼，哪一個娃娃跟你比較像呢？」黑人的孩童突然發愣，遲疑地指出：「我像黑娃娃……」

實驗揭露了偏見的殘忍，社會的標籤不分年齡，假設今天情境換成孩子，當他的家人坐過牢，又或著過去曾經犯下偷竊、傷人、課業不交的紀錄。這樣的孩子便容易成為教室裡的黑娃娃，他們的成長將比一般人更艱辛。於是，老師不疼，爹娘不愛，孩子只有拒絕上學，轉向社區幫派宮廟尋求歸屬，透過電玩建立自尊。

以青少年最常犯的傷害罪為例，再犯的背後，很可能只是為了生存。因為除了群聚鬥毆，他們找不到其他建立自尊/活下去的方式。從他們被分類為不受教、壞孩子的童年開始，人生劇的角色就被選定好了：「大家都認定我是壞人，我就壞給你們看。」

社會的標籤不分年齡，而偏見與歧視其實是大腦以捷徑運作的結果，避免我們額外花費心思判別善惡是非

「受害者」轉為「加害人」

回到王翔的故事，歧視與拒絕在成人世界更加殘酷，罪與前科的標籤，讓他失去工作、愛情、自尊。一個人過去犯下了罪，社會便不允許他再擁有幸福，像是預防傳染病般隔離觀察。

這是社會默許的復仇，一如公眾人物犯了錯，引起網路大軍集結撻伐，以鄉民的正義試圖為受害討公道，彷彿電影《艋舺》中的經典台詞：「今天你要是不弄死他，有一天你就會被他弄死。」恐懼，讓曾經的被害人選擇武裝自己，動用私刑，討回自己應得的正義。然而，復仇是我們真正的心願嗎？我們失去摯愛所受的痛苦，不會因為看到他人也身受痛苦而平復。
我們該怎麼辦？

認錯，需要具備被討厭的勇氣，如果我們習慣拿起放大鏡檢視，那是濫用權力去評鑑他人。陪伴一個人改變，是接納過程的不容易，但肯定願意改變的決心，一路相信永不離棄。

生命的改變在循環中前進

建構一個人的信心，是打造大腦對自我的新認知，是克服人性弱點的旅程，當事人需要覺察、整理及嘗試。陪伴者難免會經歷過度時期的擔憂，當事人也會經歷暫時的改變(例如：戒菸)，但不久後卻重複再犯的挫折。我們能作的是在挫折裡仍願意持續相信，相信能帶來修復的正義不在法院，而在整個社會。除了對被害人伸出援手，我們是否能再給加害人改變的機會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