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眾對於精神疾病，時常有著較為負面的態度

閱讀《瘋癲與文明》- 談精神疾患的汙名化與治療

《瘋癲與文明》作者Foucault以如此豐富非凡的角度敘述的瘋癲，初閱讀時，筆者被濃密穿插的歷史事件、文化發展、藝術創作等等述說所牽制，期間無法自腦中組織成一貫的脈絡，對於深沉的《瘋癲與文明》的意涵，筆者希望就精神疾病汙名化與治療的角度觀岀一隅。

瘋狂心理：該不該理性？跨越「理性」界限的該與不該

「理性–瘋癲關係，構成了西方文化起源的一個獨特面向。」

Foucault論述中沉默的考古學，討論非理性（瘋癲）如何從與理性平等對話，到後來沉默的過程。

浪漫主義的米開朗基羅，其於西斯丁教堂大壁畫內〈最後的審判〉中將神職人員的面孔都畫成惡魔，而其中空皮囊的人正是他自己的象徵，他的孤傲與正統爭鬥，變成了標籤與隔絕，與古典主義的達文西相較下，同樣被當代視為藝術經典的大師，卻使那空皮囊，遭受缺乏朋友扶持的孤寂、教會撻伐的坎坷。

思肘至此，回想我們的擇友偏好，不都是選擇外表潔淨、生活上進、合乎社會常規、平和溫吞、守禮儀教條、最好還有些公認的社會地位的人？

「維也納教會儀式中闡明視痲瘋病為上帝對病人罪惡的懲罰，視其為神聖證明，將這些隔絕遺棄視為拯救與恩寵，而後此模式套用於2、3世紀後看待貧苦流民罪犯和精神錯亂者(deranged mind)。」

猶如保持理性與投靠瘋癲，所畫分的區塊與所遭致的後果。

瘋癲，存在對照我們的正常，瘋癲之人如此瘋癲，我們照護、救治、理解他們，展現人的大愛。

因此自麻瘋病院19000個雨後春筍地設置，以隔離作為治療；「愚人船」將晦暗渾沌流放，廣闊的水域航行成為瘋癲之人，最自由開放的終生監禁；以至歐洲普遍性與同時性的「大禁閉」，這樣的隔離是否不僅來自於他們血液之中無法克制的瘋癲，亦來自於自詡正常的人們豎立的圍牆。

「禁閉，是十七世紀創造的一種制度做為一個經濟措施和一種社會防範措施…此時瘋癲開始被列為城市的問題。瘋癲就從想像的自由王國中強行拖出。在禁閉城堡中聽命於理智、受制於道德戒律，在漫漫黑夜中度日。」

而瘋癲一直以來只短暫潛伏於人們的想像、文學、藝術，或躲在人們的同情、自以為救贖與大愛的眼底，即使有尚未馴化的靈魂的人們，大多只敢以隱匿的型態表現，而非振臂疾呼支持瘋癲或站在瘋人群中享受瘋癲。

當然那少部分充滿勇氣之人，於是乎跨越理性進入瘋癲的領域，常淪為殺雞儆猴的示範品，或監禁、或鄙視、或驅逐，種種有形無形的終生牢籠與懲罰的訓誡，使已抬起單腳的「圈內人」趕緊收回腳、不約而同伸出手將界限推得更遠。

他們認為你瘋了，才表示你沒有瘋⋯⋯不同觀點的延伸閱讀

《瘋狂簡史》之作者Porter以社會史及患者本位之角度闡述瘋癲，與Foucault同樣主張精神疾病不應被視為一種自然事實，而應被視為社會文化建構物，他的維持仰賴於各種管道、醫學與精神醫學實作構成的網路。

「虛構瘋狂」與「權力論述」在Porter和Foucault的論述中被彰顯。

此外，尚有一些著作持有不同角度。

有沒有這可能性，真的是我們在某方面想太多、顧慮太多，又在某方面做太少、顧慮太少？

如同Kay(1998)在《躁鬱之心》中所言，關於瘋狂的語言，有機智、諷刺具影響自我觀念及社會改變的正面意義。

而其更認為言語的標示應更貼近疾病之本質與嚴重性，無須絞盡腦汁想出試圖「掩蓋事實」的詞彙，依此我們可知，Kay認為這瘋癲是事實而非虛妄之社會創造。但其不否認定義或形容瘋癲的語言，其議題要視內容與重點而異，最重要的大眾對精神疾病的歧視觀念亟待改變，心理衛生教育與立法倡導。

美國和英國的研究發現(Corrigan&Lundin,2003)，一般民眾對精神障礙者有三種汙名化態度(或者說負面刻版印象)。

• 恐懼與排斥：有嚴重精神障礙的人很危險，讓人害怕，千萬不要讓他們靠近。
• 權威主義：有嚴重精神障礙的人很不負責任；他們的生活應該由別人來決定。
• 慈悲：有嚴重精神障礙的人像小孩子一樣，需要人照顧。

這些大規模的研究都發現，人們從未以肯定的態度，來看待精神障礙者。

John Kao的《中國精神病學三千年》可被認做是第一本全面的關於中國癲狂病症的歷史觀察報告。他的觀點是，心理異常是放諸各文化皆同的。

Vivien W. Ng’s Madness in Late Imperial China在書中前言，她便清楚言明她描述的是「瘋狂由一種疾病演變為一種形式上的犯罪和越軌行為」，和十九世紀英國與法國認為的瘋狂「是由一種形式上的犯罪和越軌行為演變為一種疾病」相反。

這是東、西方文明對瘋癲定義同與不同的爭論。

透過書寫重現患有思覺失調症的父親獨自流離、抵抗煎熬的Lachenmeyer(2000)發現，由於部份精神疾病患者的「無病識感」，對於精神疾病患者一味的「去機構化」，造成60%的精神病患未受到妥善的照顧，甚至淪為遊民，跟精神病患一樣不被尊重，而更慘烈的是，無法舒適、溫飽甚至生命遭受死亡威脅。

在此Lachenmeyer所體現的是對父親真實的愛與不捨，這樣我們會替他冠上汙名化中的「慈悲」或是文明與安定的控制欲嗎？

「人們可以認為你瘋了……正因為他們認為你瘋了，才表示你沒有瘋。」(Osho,1931-1990)鼓吹著對自己的歡樂、眼淚、舞蹈誠實的勇氣，自己是最高的品質、僅有的伴侶，全然由已身為出發點，是一種靈性體驗，無須邀請人們自動加入他們當初所認定的瘋狂，成為一支規模宏大的新隊伍。

在此，筆者指稱之不同觀點並非全然對立，而是論述之範圍如歷史、政治、地域、社會、精神醫學、靈性、甚或是己身經驗之不同出發點，可能這些作者、助人實務工作者、被標示為瘋狂者，終極性的目標皆是撤下理性與瘋狂的藩籬、抹除集體權力創造劃出的絕對界限、停止出產代罪的羔羊，達到人類及被指稱為瘋癲者最真實的身心靈自由。

所以，瘋癲有絕對意涵嗎?

Foucault所言之瘋癲有西方文明發展及文化進程之歷史脈絡，以豐富的知識架構正反面佐證，然而代表瘋癲的絕對意涵嗎?

是否有跨文化領域cultural-free的涵括性？

其代表的是多少人的聲音、尋求的是眾人的自由解放，亦或是盼望犧牲了眾人的自由，為同為其族者尋找出路？

隨著知識、醫學、社會環境等等的時空流轉Foucault的詮釋是否一樣崇高？

對瘋癲的標示除權力宰制的框架外，是否真毫無意義？對人類、對被標示為瘋人者是否真的毫無幫助？自然這些問題，皆無標準答案。

2016年小燈泡案後，衛福部邀請精神醫療、法律及人權專家學者以17次的會議與無數的時間，至今精神衛生法的修法其實仍在人權、法制與治療中擺盪與拉扯…

在筆者的諮商室中，一名被病所苦的個案曾經說過，

「一開始我沒有辦法接受別人說我有恐慌症怎樣怎樣的…但是後來發現我不接受我有恐慌症，我就沒辦法治療我的恐慌症啊…不過經過諮商我知道我的恐慌症底下躲了很多東西，那才是問題的根源…恐慌症本身不是我真正的問題」

他透過正視疾病、治療疾病才穿越了疾病…來到自己問題上。

瘋癲其實不能等同於精神疾患，所以文內有許多不完備的問題、不能構成的答案，即使讀完、寫畢，筆者仍覺得充斥短視的盲點，正因如此也為往後的理解找到必要性。

挑戰自己的「我認為…」，進而挑戰所見所聞及書中的絕對性，延伸與擴充接收訊息的觸角，努力使不同的思維模式並存。「沒有苦痛，就不須求助」、「沒有瘋癲，就沒有文明」、「沒有無知，便無須求知」。